一部日记与一副对联 ——读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有感

作者：解玺璋（书评人、作家）

这些日记，其起讫时间，几乎与西南联大的八年坚守相始终，堪称一部治校、治学、治生的全景记录，亦是研治联大历史颇具独特价值的史料。

近读俞国林先生点校的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，忽然想起一副历史悠久的对联：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读罢厚厚两大本日记，深感这副对联不仅是这部日记形象、生动的写照，也是这部日记的作者精神世界和人生经历形象、生动的写照。

郑天挺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，北京大学教授，战前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他与学校同人困守北平四个月，后北大师生南下，他亦经天津，香港，入梧州，取道贵县、柳州、桂林、衡阳而抵达长沙。为了继续学业，他的五个子女则全部留在北平家中。这期间，他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历史系，不久，又担任了西南联大总务长兼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，教学、研究既不辍，并主持繁杂的校务、教务等工作。

郑先生的这部日记，就从他抵达长沙后的1938年1月1日开始，直到抗战结束回到北平后的1946年7月14日结束。其中只有1941年5月至12月、1942年7月5日、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、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未见，不知是未记，还是散逸了。这些日记，其起讫时间，几乎与西南联大的八年坚守相始终，所记包括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，以及教学、研究的细节，堪称一部治校、治学、治生的全景记录，亦是研治联大历史颇具独特价值的史料。

这是当代中国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八年。对一个深具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山河破碎，国难当头，正是他们忧国忧民，报效国家的时候。在郑先生的日记中，这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，集中表现在对教学现状能否承担抗战建国重任的忧思中。西南联大是由中国当时顶尖的三所大学，即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合并而成，无论师生，都是当时精英中的精英。办好这所大学，不仅是为抗战凝聚精神力量，更是为了战后建国培养、储备人才。从日记中可以看到，郑先生是如何身体力行的。他除了每天“入校治事”，去处理那些复杂、繁琐的日常事务和人际纠纷外，并未放弃教授的职责，不仅按时授课、命题、判卷，更利用晚间空闲读书和备课，尽可能地贡献更多的学术成果。不过，学生中的厌学情绪，对政治活动的过分热衷，以及对学术“无大兴趣”，都让他忧心忡忡，坐不安席，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及。他当然非常明白，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，大学是无法独善其身，专注于学术的。而另一方面，他也注意到，战时特殊的环境，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氛围，为这些知识精英走出象牙塔般的书斋，融入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创造了条件，从而引起了一代学风的变化，造成了一种刚健朴实的学风。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建设之福。

日记中记载最多的，还是郑先生与众多学人的交往。梅贻琦、蒋梦麟、陈寅恪、冯友兰、汤用彤、傅斯年、潘光旦、董作宾、陈雪屏、钱穆、姚从吾、叶企孙、贺麟、雷海宗、林徽因、金岳霖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梁漱溟，等等，不胜枚举。今日治近现代学术史、教育史、文化史者，无不可以从郑先生的日记中得到线索，得到启示，或可钩沉出不少“交游考”，以补正种种史事之不足。尤其是所记与陈寅恪的交往，为还原陈寅恪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场景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材料。而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方面对他的帮助，尤让他刻骨铭心。从这些学人的交往中，可见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和知识分子的卓然风貌。

郑天挺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，他的日记也展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严谨细致。无论是在长沙、桂林、蒙自、昆明，还是大理，每到一地，他都会详细记录当地的风土民情，生活细节，甚至定期记录鸡蛋的价格，为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保留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。实际上，关于物价、薪资、补贴方面的记载，详实而细密，是研究抗战期间经济史的第一手材料。其中关于日机轰炸，教授、学生跑警报的记载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人物诸要素，亦是研究抗战史的珍贵素材。这些细节的记述，历历在目，生动有趣，读来深为那一代学人的精神品格而感动，并心向往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