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翔的角色笑中带泪，让我想起汪曾祺先生写给沈从文的那封信里讲的：我也有点疲倦了，但我总要还有勇气，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。
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中的魏翔
绵延的疫情让人疲惫，让生活渐趋乏味。
这样的日子里，看电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要么大笑一场，暂时摆脱现实的苦恼；要么长吁短叹几声，沉浸在那些似幻似真的情节里，如梦一样。
说到底，电影是造梦的艺术。越好看的电影，就越是逼真的梦境。演的人和看的人，都沉溺其中，舍不得醒来，舍不得这种抚慰，疫情可能会放大这种感受。
比如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。年初，我在通州万达影城看了这部开心麻花的“止跌之作”。它没有让我失望，笑点接连不断，氛围轻松欢快，几乎满座的现场，全程笑声此起彼伏。
演员魏翔也没有让我失望。获得男一号时的狂喜，拍电影时的夸张投入，被告知真相后的梦碎，被马丽一通“斥责”后的茫然，都演绎得自然自如，充满了说服力，甚至让人感到心疼。
与剧中角色一样，这是魏翔现实中第一次出演男一号。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的时候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表演的热爱、对电影的热情，哪怕这背后是一场骗局，一场美梦。
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设置，魏翔的角色笑中带泪，让我想起汪曾祺先生写给沈从文的那封信里讲的：我也有点疲倦了，但我总要还有勇气，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。
不知为何，电影里的魏翔总让我想起生活里的一个朋友——胡锐颖。
胡锐颖在查阅资料
2012年1月的一天，我在深圳的深大地铁站，第一次见到胡锐颖。
这个年近不惑的潮汕人，既黑且瘦长，穿一件普通的红色T恤，卡其色裤子。他一身尘土，来去匆匆，属于人海里普通的那种人。
可之前12年，胡锐颖做的事情，却是不普通的。
1999年10月，胡锐颖的母亲从上海奔丧回来，她带回来的关于父亲蔡力行的所有物件，只有一本叫作《老报人忆〈东南日报〉》的书。
胡锐颖在上面找到了外祖父“蔡力行”的名字，也看到了胡健中、金庸等名字。他第一次知道平生只见过一面的外祖父是“拿笔杆子的”，而不是母亲口中的“国民党的反动军官”。
对于从小就有民国情结的胡锐颖来说，这不啻一个“巨大的发现”。“我发觉自己的亲人与他们是有关的，他在大历史中有一个角色。”胡锐颖感叹着。
2000年开始，胡锐颖开始寻找外祖父蔡力行，开始给书中出现的人写信。
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被理解的决定。出于对祖辈的尊重，利用业余时间，重走祖辈走过的路，在现代社会，已实属不易。用12年的时间，去做这样一件事，多少有些不务正业。
胡锐颖的正业是婚纱原料出口。“自从开始寻访外祖父之后，投入的精力慢慢少了。”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头，眼睛透着孩子般的慧黠。
寻访的过程中，一个名字频繁出现：高熊飞，“永安浩劫”受害者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。
几经辗转，胡锐颖找到了远在浙江的高熊飞。高熊飞对那场轰炸刻骨铭心，他告诉胡锐颖：“16架日本鬼子的飞机，从莆田上空飞进了永安城，水桶般粗的炸弹丢到了我们院子附近，弹片飞出来将我的手和我母亲的手，都给炸断了。”
高熊飞的个人记忆，在1943年11月6日的《东南日报》上这样被记录：永安浩劫，“死伤惨重，灾民逾万，公私损失近四亿元，昔日闹市尽成灰烬”。
寥寥几句话，刺痛了胡锐颖的眼球。他也有疑惑：永安，这个福建闽北的小地方，就算兵荒马乱，怎么会用“浩劫”这等词汇来形容？
这个疑问在他心里生根发芽。继寻找外祖父蔡力行之后，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：为“永安浩劫”拍摄纪录片，让这段尘封历史浮出水面。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远比“寻找蔡力行”更艰难、更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。
我问他，确定要做这事吗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你一个人会很难，完全自费，还有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。他说，尽力去做。
这事儿悬——我想了想，没有说出口。
采访结束，我回京，写了一篇文章《寻找蔡力行》。事情似乎就这样结束了。
转眼时间过去了5年。2017年7月初的一天，许久未联系的胡锐颖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纪录片《永安浩劫》的链接。他完成了。
这部时长半个小时的纪录片，承载了胡锐颖18年的时光。我难以想象这其中的艰难。他对纪录片改了不下100次，“一点一滴去改，一改就是半天”。每次改完，看到片尾字幕一个个名字往上走，听着片尾曲《永安之夜》，他都想哭。
必须要说的是，2016年，胡锐颖通过全国统考，考取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，攻读硕士学位，彻底放下生意，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。
“其实，只是因为喜欢就任性地去做而已。”他说。
看完《永安浩劫》，想起在深大地铁站前，第一次见到胡锐颖的场景，汪曾祺先生在《人间草木》里的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，特别适合这个人：
“一定要，爱着点儿什么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