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人愿意止步，但在工作多年之后，我们该如何保持成效，不断成长和进步？对于这个问题，被称为“现代管理之父”的彼得·德鲁克曾用自己的经历，给所有人上了意义深远的一课。
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运用知识的人，要怎样才能取得成效？这样一个人，在生活与工作多年之后，在历经多年的变化之后，又要怎样才能一直保持成效？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个体，因此不妨从我自己开始探讨。
我想讲七段人生经历，它们教会了我如何一直保持成效、不断成长、不断改变，并在年龄不断增长的同时不断实现突破。
威尔第教我永远追求完美
18岁时，我一周去看一次歌剧。汉堡歌剧院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歌剧院之一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去听伟大的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收笔之作《福斯塔夫》，结果完全被它征服了。后来我惊讶地发现，这部洋溢着欢乐、热情和活力的歌剧，居然出自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之手！
后来，我读到了威尔第写的一篇文章，他在文章中谈及，人们问他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不辞劳苦再写一部歌剧，而且是一部难度极大的歌剧。他写道：“作为一名音乐家，我毕生都在追求完美，可完美总是躲着我。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再试一次。”
这段话让我没齿难忘，我当时下定决心，无论我的毕生事业是什么，威尔第的话都将成为指引我前行的明星。我将永不放弃，追求完美，尽管我很清楚，完美总会躲着我。
菲迪亚斯教我“神看得见”
差不多同一时间，也是在汉堡做学徒期间，我还看到了另一个故事。
公元前440年，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菲迪亚斯受命创作一组神像——历经2400年的风雨，如今它们仍矗立在雅典城帕台农神庙的屋顶上，被誉为最杰出的雕塑作品之一。创作完成后，它们受到广泛赞誉，可雅典城的司库却拒绝按单付款。他说：“这些神像立在神庙屋顶上，而神庙盖在雅典最高的山上。大家只能看到神像的前面，可你是按四周都雕刻收费的。也就是说，神像的背面谁也看不见，可是你却收了钱。”
“你错了，”菲迪亚斯驳斥说，“众神看得见它们。”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，并从此信守这条原则——哪怕我们做的是只有“神”才注意得到的事，也必须追求完美。
经常有人问我认为自己写的哪本书最好，我总会笑着回答：“下一本。”我不是在开玩笑。尽管我现在比创作《福斯塔夫》时的威尔第年长，但我正在写两本新书，而且希望它们比我过去写的任何一本都更好，更重要，更接近完美。
记者生涯教我持续学习
几年后，我搬到了德国法兰克福。在20岁生日那天，我被法兰克福最大的报社录用，成为财经和外交事务记者。我迫使自己学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法、社会和法律机构的历史、普通史、金融等等。就这样，我慢慢构建起了自己的知识体系。
我现在仍在坚持这个习惯，每隔三四年就会选择一个新的领域，例如统计学、中世纪史、日本艺术、经济学等等。在60多年的时间里，我不断地学习，这不仅让我掌握了丰富的知识，而且迫使我去了解新的学科、途径和方法。
报社主编教我回顾总结
使我的思维保持活跃、知识不断增长的另一个习惯，是我所在报社的主编、欧洲一位著名报人给我的教诲。那家报社的编辑都很年轻，我22岁时成为三名助理总编辑之一。我得到提拔，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出色，而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，本该出任这些职位的35岁左右的人，大多在一战中战死了。
我在太平洋战争结束10年后去日本，50岁左右的报纸主编不辞劳苦地培训和磨砺年轻下属。他每周都要跟我们每个人讨论工作。
每年新年到来之初以及暑假开始之时，我们会用一天半的时间来总结此前6个月的工作。主编总是从我们做得好的事开始，然后讨论我们努力想做好但又没做好的事，接下来再讨论我们努力不够的事，最后严厉批评我们做得很糟或本该做却没有做的事。在讨论会的最后两个小时，我们会制定接下来6个月的工作：我们应该全力以赴的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提高的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是什么？主编要求我们在一周之后递交自己在接下来6个月内的工作和学习计划。
将近10年后，我已身在美国，成为一名资深教授，开始了自己的咨询生涯，并且开始出版一些重要著作。这时，我想起了主编教给我的东西。自此之后，我每个暑假都会留出两个星期的时间，用来回顾前一年的工作，包括我本该做得更好的事、做得不好的事，以及我该做却没做的事。另外，我还会利用这段时间确定自己在咨询、写作和教学方面的优先事务。
这种做法迫使我遵守威尔第“追求完美”的训谕，尽管直到现在完美仍然“总是躲着我”。
高级合伙人教我胜任新岗位
1933年，我从法兰克福移居到伦敦，先在一家大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员，一年后去了一家快速发展的私人银行，担任该行的经济学家，同时兼任三名高级合伙人的执行秘书。大约3个月后，公司创始人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，劈头盖脸地说：“你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，现在觉得你比我想象的还蠢，简直蠢到了极点。”
接着他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在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做得很好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想要你做的是证券分析，就不会让你来。你想想看，你应该做些什么，才能在新岗位上取得成效呢？”
于是，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和工作内容。打那以后，我每换一个新岗位，都会思考下面这个问题：“在这个新岗位上，我必须做些什么事才能取得成效呢？”
我做咨询顾问60年，给许多国家、许多组织提供过服务。我在所有组织中见过的人力资源方面的最大浪费，便是提拔不成功。许多能干的人被提拔到新的岗位上，但真正成功的人不多，有不少人彻底失败，更多的人则成了平庸之辈。
一个在10年甚至15年间都很称职的人，为什么突然变得不胜任工作呢？我所见过的事例，几乎都犯了我70年前在伦敦那家银行犯的错误——他们走上了新的岗位，做的却仍是在老岗位上让他们得到提拔的那些事。他们并不是不能胜任工作，而是做的事是错的。
两个组织教我用结果对照预期
1945年前后，我选择欧洲现代史早期作为自己为期三年的学习领域。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，有两个组织在欧洲成了两股具有支配性的力量，分别是南部天主教地区的耶稣会和北部新教地区的卡尔文教派。
按照规定，每当耶稣会神父或卡尔文教派牧师做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，都应该把自己预期的结果记下来，在9个月后再用实际结果进行对照。这样，他们很快就能发现自己什么事情做得好，自己的长处是什么；有哪些东西是必须学习的，有哪些习惯是必须改变的；哪些事是自己没有天赋的，因此做不好。
我自己也使用这种方法，至今已经坚持50年。它能帮助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长处——这是人们了解自我的最重要一点；它还能揭示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做哪些改进；最后，它还能揭示一个人没有能力去做，因此根本不该去尝试做的是什么。
了解自己的长处以及如何强化这些长处，并且了解自己不能做的是什么事——这些便是持续学习的关键所在。
熊彼特教我人过留名
1950年1月3日，父亲和我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约瑟夫·熊彼特。熊彼特那时已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，66岁的他仍在哈佛大学传道授业，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，活跃在学术圈内。
两位老人在一起尽情回忆往事，我父亲问熊彼特：“约瑟夫，你现在还在想要留下怎样的名声这个问题吗？”
出版过两本重要著作后，熊彼特曾说过一段广为人知的话，他说，自己最想留下的名声是“欧洲最伟大的情圣和欧洲最伟大的骑师——也许还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”，那时他还只有30岁左右。
面对我父亲的提问，熊彼特回答：“是啊！不过我现在想留下的名声是‘一位培养出六七名一流经济学家的教师’。一个人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，那他就什么也没能改变。”
他们这段对话我永生难忘。我从中学到三件事：
第一，世人常说“人过留名”，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，到底想留下一个怎样的名声。
第二，答案会随着年岁增长而改变，会随着自己的成熟以及外部世界的变化而改变。
第三，只有改变了别人生活的东西才是值得纪念的。
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这些故事，原因只有一个——我所了解的长年保持成效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学者，也无论是高级军官还是一流的医生，也不管是教师还是艺术家，都曾获得一些与我非常相似的教益。